中，才能让父亲猛地惊醒一般，然后背诵着那些说了无数遍的认罪词。
而我童年记忆中的那个在上海的家，也总是被红卫兵们抄家抄得乱起八糟，到最后我的母亲也在麻木种懒得收拾了，反正还是要被「革命小将」们破坏的，还收拾干嘛呢？更恐怖的是父亲开始把在批斗台上养成的麻木的情绪也带入家中。
他开始对家里一切不管不问，不问我和母亲的吃喝，整天麻木的坐着。
即使每天半夜我母亲在噩梦中惊醒抱着我嚎啕痛哭，这个男人也依然麻木地没有任何反应。
最后我的母亲实在不堪忍受离婚了，带着我回到了家乡。
母亲那时的决定我其实能理解，但是我不止一次自私地想象，假如当时我的母亲熬过去了没有离婚，那我后来不就是上海干部家庭子女了妈？我不能苛责我的母亲，她不是那种鲜有的少数具备政治远见的女人，那些极少数真正聪明的女人选择了继续和受迫害的干部配偶在一起。
事实上后者却是正确的，夺权的年轻红卫兵是没有执政能力的，那帮干部、知识分子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执政位置上的，熬过了那些年的动乱，这些人最终还是回到了人上人的生活上来。
但是，当时我的母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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