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也就得过且过了。
８４年我出生，学校给分了套四十多平的两居室。
９４年民办教师改革，父亲被赶到了小学，混了几天日子，他索性拍屁股走人，在我们村东头桔园承包了片地，建了个养猪场。
第二年在老宅基地上起了两座红砖房，因为交通方便，村里环境又好，市区的房子就空到那里，一家人都搬回村里住了。
当然，其实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。
母亲上课忙，只能把我撇给爷爷奶奶。
后来在城里上小学，也是爷爷和父母每天接送。
父亲的事让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
爷爷四处托人打点关系，最后得到消息说主要责任人跑了，担子当然落到父亲头上，号子肯定得蹲，至于蹲几年，要看「能为人民群众挽回多少财产损失」了，「谁让命不好，赶上严打」。
上大学之后，我才知道９７年修刑后的新一轮严打，我父亲就是受害者。
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，加上吃喝「嫖」赌（嫖没嫖我不知道），所剩无几。
家里的存款，爷爷奶奶的积蓄，卖房款（市区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），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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