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母亲说高考结束后告诉我。
很奇怪，当她以某种语气说话时，所有人只能服从。
然而高考后的狂喜和焦灼把一切都冲到了脑后，直到成绩下来的那天晚上我才想起这茬。
当时一家人吃烧烤回来，父亲在前，我和母亲在后。
天热得有点夸张，我目所能及的所有男性都光着脊梁，连母亲都把长裙裙摆挽到了一侧。
满大街响彻着《生命之杯》，尽管那年所有足球都叫飞火流星。
像天热就要流汗一样自然，我问母亲那天咋回事。
她反问我哪天。
我说那天。
她笑笑：“就普通流感啊，早好了。
”就是这样。
03年10月初，从平阳火车站出来大概十一点多，我也只能打了个的。
那阵学校门前正修路，即便打的也只能坐到学院路口，往学校得再撒丫子地奔两三公里。
于是我就地奔跑。
路灯昏黄而稀落，两道尽是废弃的老机械厂（如今已是拔地而起中的各色商业楼盘），参差颓唐的砖墙在深浅不一的步伐中影影绰绰。
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女的，背着双肩包，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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