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不知，还以为张安世是在通倭。
如今细细想来，此事从始至终，说到底，还是大家的认知问题。
郑晨这样的人，只擅长去总结经验和教训，可世上的东西，哪里只靠一些考据和纸上谈兵的研究，就可总结出来的？
任何事，无不充斥了艰辛，有无数的变量，真正实干者的血汗，又岂止是书斋里的人，几句空谈就可总结的？
似郑晨这样的人，表面为新学的大学者，可他的本质，其实和当初的大儒是没有任何分别的。
无非还是盲目相信只要总结出了教训和经验，而后就可拿出一些教条来，便可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。
近年来，因为新政的成功，不少的大儒转而研究新学，他们的声量更大，且确实比别人更擅长阐述道理，正因如此，所以他们倒也风光体面，反观那些真正俯身执行新政之人，一方面实干之中本就不可能去争夺话语和声量，另一方面，也未必能讲的比郑晨这些人有道理。
这便导致，郑晨这些人，反而好像一下子成了主流，成就了新政，反而那无数灰头土脸，遍布于州县的执行者们，倒好像与新政毫无瓜葛了。
可某种程度而言，今日倒是让不少人受了不少的教训和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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