们便忘了，文景时，照样为了削弱诸侯，针对诸侯的各种平叛举措，也似乎忘了，当时应对各种局面时，文景二帝的种种措施。便只觉得，天下的事，只要无为而治，便可。只是后世看来，效仿文景无为而治的君王，又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呢？”
“这其中的根源，无非就产生于人的惰性而已，正因为人有懒惰之心，所以在检验得失的时候，往往希望将一件复杂无比的事，浓缩成一两点经验教训，以为只要靠如此如此，便可如此如此，盲目的去忽视不同环境，不同地域，不同时机。此番倭人新政，也是如此，倭国想要富强，需徐徐图之，步步为营，一点点的解决掉眼下的麻烦和隐患，这没有数十年的苦功，没有一点一滴的积累，如何可能？”
“可数十年的苦功，谁有这样的决心？那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教，可愿意自己二十年的苦劳，最终也不见什么效果吗？可他仰慕我大明新政的成果，恰在此时，又有郑晨这样的人，自以为只要总结一丁半点新政的经验，就可成事，需知……为政者与学者的思维，是不同的。学者闭门造车，只需去检验得失，却不知时务，偏偏学者提出的办法，其实恰恰最切合人心。”
张安世在这顿了顿了，才又道：“之所以切合人心，是因为学者忽视掉
-->>(第2/15页)（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