砍了。
然而要说明的是，永乐七年的这个圣旨，是不让胥吏当科道官员，其他官员还是可以当的。
不过对于胥吏的政治前途收紧这一趋势是没改变的。
到宣宗朝以后，即便转仕成功的官员，也基本不会获得重用。
而明朝中后期，基本不会见到有吏员转官的记载，大多数还是为杂官。
而这些胥吏杂官偏偏还采取就近原则，于本地服役，因为觉得他们长于地方，熟悉乡里，可以成为沟通官民的媒介，有助于政令的上传下达，促成政务的具体实施。
这……也不能说没道理。
只是实际当中已经完全变味。
而官员的任用，一般是要回避家乡的。
所以说官员很难形成威信，老百姓都知道你会走的。
真实的情况，便如那位黄四郎——他只是流水的县官，您才是铁打得老爷。
许多官员本身也知道自己要走，那么自然懒得去捅一个地方的马蜂窝，只要不出大事，随便下面人整，他主要需要把上司给伺候舒坦了，三年一过，贿赂贿赂，弄个优等什么的，又到别处去当官了，管那么多闲事干嘛？
这一套官和吏的逻辑如果理得清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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