坐在餐桌前，妹喜一五一十地向律师讲了以受害者角度的情况。向鹏从不否认受害者对于案件的主观视角。妹喜的态度关乎于是否能够胜诉。向鹏不断地在接下来的咨询中挑出妹喜对整个案子的各个细节。
“动手的是几个人？”
“一个。”
“她丈夫没有动手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那他在做什么？”
“谁？”
“泼妇的老公。”
妹喜不合时宜地笑了起来，紧接着抿紧嘴巴，认真地回答。
“他在旁边看着。我听大力哥说，他本来想跑的，但是因为聚集的人太多了，他跑不出去。”
“在警察协商的过程中，你有电话和信息之类的聊天记录吗？”
“有，我有那个负责警察的微信。我们聊过。他一直劝我拿钱和解。”
妹喜把聊天记录翻了出来，然后交给律师查看。向鹏一边翻记录，一边继续问道。
“这件事情是不是彻底影响你的工作还有你的精神？”
妹喜忽然看向在旁一直默不作声的我。事发过后几天，妹喜已经差不多从惊恐中恢复过来了。妹喜低下头，扣着手指头，碎碎念似地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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