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他仍然对赫普曼的无辜坚信不移，但是没有钱就一切免谈。于是，罗伊德·斐歇尔代替雷立成为被告方首席律师，他与原四人律师团中的弗里得利克·玻普继续免费为赫普曼辩护。同时，安娜·赫普曼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蒙菲尔德奔走各地，多半是德裔集居区，和那些相信赫普曼审判是一宗冤案的人们一起，以各种方式为本案的上诉募捐。一战之后，德国因挑起战端而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，美国人中反德情绪十分普遍。也许由于这个原因，德裔社区的人们认为，赫普曼和他们一样，也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。
赫普曼始终坚称自己与林勃幼童绑架案毫无关系。在被判刑的第二天，他对记者说：“我从未见过林勃家的孩子，也从未收受赎金……在上帝面前，我是绝对无辜的。”另一次采访中他说：“即使他们现在对我说，只要我将事情和盘托出他们就赦免我无罪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因为我已经告诉了他们我所知道的一切。”
《纽约时报》记者远渡重洋，到德国采访布鲁诺·赫普曼70高龄的老母。老太太说：“我知道我的儿子是无辜的。但林勃希望这样的结局，于是一切都按照他的意愿发展。”
其实不少业内人士也有同感。查尔斯·林勃上校在为时天的庭审中天天到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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